中医药立法从提出至今历经30年，如今离最终进入全国人大立法程序，只剩“最后一步”。今年两会上，中医药界代表委员再次呼吁，期盼中医药法早日出台——

中医药立法，只欠东风

本报记者 任壮 杨志云

中国中医药报

　　“加快制定中医药法，是发展中医药的迫切需要。”这是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2007年任现职以来工作中的感受、认识和总结。作为连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在今年相关提案中强调了四个“迫切需要”——

　　迫切需要，只欠东风

　　一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中医药工作方针政策的迫切需要。王国强指出，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扶持、发展中医药的方针政策，但现实工作中，由于缺乏具体操作性的制度措施，易出现因人而异的状况，导致地区之间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不同时期不稳定，有必要从国家立法的层面，将发展中医药的方针政策，通过法律的形式制度化。

　　二是建立完善体现中医药特点规律和发展要求制度的迫切需要。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中医药法律，现行与中医药有关的法律法规总体上比较分散、不系统，未能充分反映中医药的发展规律和自身特点，甚至由于这些法律法规主要参照西医药模式制定，反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传统医药的发展。

　　三是深化医改、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迫切需要。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点，注重“治未病”的预防保健、促进健康的理念，强调“大医精诚”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在深化医改、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以及转变我国卫生发展方式中大有可为。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起有利于发挥中医药作用的体制、机制和制度。

　　四是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保持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先地位的迫切需要。中医药立法从制定国家专门法律的角度看，还滞后于其他国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54个国家制定了传统医学相关法案，92个国家颁布了草药相关法案，对传统医药单独立法管理。面对国际传统医药发展形势，迫切需要我国制定一部中医药专门的法律。

　　“中医药立法，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文明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已连续10余年提交中医药立法提案。随着立法工作不断深入，他在今年相关提案中总结了四个有利条件——

　　条件具备，时机成熟

　　一是已具备良好的立法实践基础。于文明表示，《宪法》第21条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中医药条例》以及一系列与中医药有关的医药卫生法律法规相继实施，各地积极推进中医药立法工作，目前26个省（区、市）出台了中医药地方性法规，为明确中医药的法律地位以及中医药法制定提供了基础。国外保护、扶植、促进传统医药立法经验可资借鉴。

　　二是已具备难得的良好机遇。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改的意见等相关大政方针政策中，都对中医药立法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和支持中医药法制建设，要求尽快出台中医药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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