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症治之不是中医主流

□ 张英栋 山西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国中医药报

　　现代意义“证”的历史，不超过60年。最初提出“证”，是为了强调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是一种规定或者约定。

　　“随症治之”只是针对大原则顾及不到，需要灵活处理的“坏病”的对症治疗，不能将它人为地抬高，成为“论治一切疾病的总方法”。所以，“随症治之”是针对“坏病”的应急对症治疗，并非《伤寒论》主流。

　　“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这是张仲景为后人创立的治“坏病”的治则（注：现行很多书籍，此句中的“症”多为“证”。二者的区别详见后文）。而时下也有一种思潮很流行，即重视“方症对应”、“方病对应”等，关注方药超过了对人与病的关注。

　　这种思潮的直接影响，就是“随症治之”，对症候群用方被现在很多中医学子、甚至中医学者误认为是中医“论治一切疾病的总方法”，但这是对中医“临症察机”、“见病知源”、“治病求本”主流和正确思维的歪曲和误解，需要警惕。

　　是“随症治之”而非“随证治之”

　　理解古人 先还文字原貌

　　笔者认为，在刻意抬高“随症治之”的过程中，有一个桥梁——辨证论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先假定了辨证论治的公理地位，然后在《伤寒论》中寻找理论依据，于是“随症治之”便被选中，并命名为“随证治之”。

　　如果辨证论治不再拥有公理的地位，那么对“随证治之”的误解便容易得到纠正。如果古人并没有本质的、概括层面的“证”的概念，我们就应该还原古人本义的文字。只有还原了古人文章中的关键文字，我们才有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古人所要表达的涵义。

　　有学者认为，文字的问题，不必太认真，只要在当今中医界形成共识，相互讨论时可以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就可以了。

　　问题是中医历来强调“读经典”，读经典首先要做的就是读懂经典，如果文字的古今变迁影响到对原文的理解，就需要引起格外重视。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不是今人之间的交流，而是与古人之间的交流。《论语·子路篇》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因此，关于“证”的“正名”问题，不可忽视。

　　症与证的渊源

　　《汉语大字典》释“症”曰：“病象。有时也泛指疾病。也作‘證’。”而对“證”、“証”、“证”的解释则分别是：“證，病症。后作‘症’。”“証，同‘證’。”“证，‘證’的简化字。”由此可知：古代的“证”即现代的“症”，两者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在古书中见到“证”，可以直接改为“症”。这样做，更利于读懂古医书。

　　现代意义“证”的概念，历史究竟有多长？“证”和“症”有了明确区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现代意义“证”的历史，不超过60年。最初提出“证”，是为了强调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是一种规定或者约定，“不仅同传统中医学固有的概念和特点相抵触，而且违背了语言学的规律。”

　　证、症的强行区分，发端于西学东渐之后，定型于20世纪50年代。谈“证”这个具有特定时代意义的概念，我们应该明白一个前提：目前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中医基础理论学科”，是近代中医学界为沟通中西，适应时代潮流，以西医学为参照系，在“科学”化的背景下，将中医学中的某些固有内容作另行规定的产物。“证”的概念即其一。

　　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所著的《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一书认为，“证”作为一个固定概念出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版中医学院教材编写之时”，并推测这样做是为了“尽量使中医基础理论沾染上‘辩证唯物论’色彩的缘故。”

　　当前，如何评价辨证论治的历史功过需要另当别论，我们可以直接去做的，就是在读古书时见到“证”，可直接改为“症”。“随证治之”既然出现于《伤寒论》，直接统一为“随症治之”，当不存在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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