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温合一治热病（上）

□ 万兰清 深圳市万众国医馆

中国中医药报

　　伤寒学说与温热学说是中医热病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两大学说，各有缘起，各有特色。那么，为什么要提出“寒温统一”合而论之的学术主张呢？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伤寒杂病论》是寒温合论

　　热病寒温合论，从源头而说，实出《内》《难》。如《素问·热论》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显然，它们是寒温合论的。

　　从东汉至晋(约公元3世纪)，我国处于小冰河时期，气候奇冷，史上有一夜之间，泼水浇铸高大坚冰防御工事，退敌成功的记载，足见其寒冷的程度远非“滴水成冰”可比。加之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寒疫暴发流行，致死者众。遂有仲圣之出，以救众生之难。

　　当今之世，说到“温疫”人们多不陌生；若提到“寒疫”，不免就有人感到生疏。其实，“寒疫”“寒毒”之名，《素问·剌法论》就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避其毒气，即不邪干”之说，此“五疫”即包括寒水疫毒。仲圣更在《伤寒例》中明确提出：“天气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

　　仲圣著《伤寒杂病论》一书，其实也是寒温合论的，其三承气汤的苦寒攻下、麻杏甘石汤的辛凉清透等一直为历代温病学家所重，并一直为今医习用。只是由于当时的疾病谱以寒疫为主，故详寒略温而已；对风温坏病等虽有提出，却语焉不详。

　　由于仲圣之功，中华民族在公元3~5世纪世界疫病大流行的死亡风暴中得以幸存并繁荣。

　　在此后的千余年之中，医界尊仲圣，学习王叔和保存下来的《伤寒论》，研究之，发挥之，应用之，名家辈出，渐成一派（其中又有多“派”，只是学习方法、见解不同而已），但却把它拔高到“半部《伤寒论》可以治万病”的神圣地位，一味维护，不肯与时俱进。其实背离了仲圣精神。试想当年若不是仲圣与时俱进，何来《伤寒杂病论》巨著问世、救世？

　　温病学说随瘟疫而变生

　　至宋金时（11世纪左右），由于社会环境、气候变化与人居世态大异古时，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温热病流行，而医者墨守伤寒成法不变，违背了仲圣“随证治之”（实则是今之“辨证论治”）的原则，造成热病临床疗效大幅下降。面对现实，医界有识之士开始质疑伤寒诸方，并另辟蹊径。

　　首先是刘河间主火热。他说：“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遂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衒，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四库全书提要》对他的辨证论治水平予以了肯定，评说：“作是书，亦因地因时，各明一义，补前人所未及。”

　　任应秋在他主编的《中医各家学说》（全国中医专业试用教材）中评说：“他（指河间）总结出对热性病的治疗原则，提出辛凉解表，清热养阴的治法，突破了墨守仲景成规的保守风气，对后世治温病以很大启示。”

　　然而，突破保守风气并非易事，率先的突破常常不被重视和采纳。在其后的几百年中，保守者仍固守其论，不肯（或因古代交通、通讯、印刷、传播等不发达而不知）前进一步。这从当时一些医家的著述中清楚看得出来。

　　如庞安时（宋）在《上苏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中提到：“四种温病败坏之候，自王叔和后，鲜有明然详辨者，故医家一例作伤寒，行汗下，天下枉死者过半，信不虚矣。”（医家未能明辨是非，把责任全推到王叔和头上有失公允）

　　直至明末清初温疫大流行，仍然如此。从吴有性《温疫论》中可见一斑。他写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此时已是距河间主火倡导辛凉、清热500余年后的1642年！吴氏此书独树一帜，开温病学科之先河，详论温疫病因病机传变治法方药，切合实用，刊行版本一时达84种之多，影响甚大。其后200年中，温病诸家辈出，辨证论治臻于完善，逐渐形成温热学派。

　　温病学派的产生、发展与成熟，与历代温疫的流行史并行，且每每都能找出对治之法，控制其流行，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相对来说，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如公元14世纪，鼠疫连续5年夺去了欧洲2500万人的生命。

　　从上可知，无论是伤寒学说还是温病学说，它们都是当时杰出医家因应对疾病谱的变化而形成的，是对热病辨证论治水准创新、提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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