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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伏羲文明对中医药理论构建的影响

2016年0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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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伏羲文明对中医药理论构建的影响

时间:2015-10-19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李德珍
 

    在远古先民创立的阴阳太极图、河图、洛书的基础上,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以“天地人三才”为一体的易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象思维,是中医思维的源头与核心,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药学理论的构建,中医学中的藏象、脉象、证象、药象等理论都与象思维密切相关。

【伏羲溯源】

    伏羲是“肇启人类文明”的“人文之元”。伏羲“一画开天”,始成八卦,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走向,把人类从洪荒时代推进到了一个文明的新纪元。他测影绘制的阴阳太极图,反映了两体运动(地球、太阳)以及地球与太阳互相作用的自然关系;他结网罟、教佃渔,发展畜牧养殖和农业种植,创造了人类物质文明;他造书契、制嫁娶、设官职、制乐器、定历法等,创造人类精神文明;他尝百药、制九针,发明医药,开启医学之先河。伏羲“仰观俯察”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的浩大境界,追求“天人合一”,首创了以“天地人”三才构建之道为核心的独具东方特色的“象思维”,不仅为《周易》及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医药理论的构建,是中医学思维方法的核心。所以,伏羲被尊为三皇之首,成为海内外华夏民族共同敬仰的人文始祖。

【伏羲阴阳太极(八卦)图与中医阴阳学说】

    伏羲创立阴阳太极图的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依据 伏羲画卦之说最早始见于《易·系辞下传》:“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汉代《易纬·乾凿度》载:“孔子曰:方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无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于是伏羲乃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作八卦……”《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伏牺(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史记·日者列传》云:“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伏羲画卦被历史文献广泛记载,成为西汉之后学者的共识。

    考古发掘证明,甘肃省天水市大地湾遗址距今约7800~4900年间,在曲腹彩陶盆等多件陶器上,甚至F372房基遗址,发现了绘有两螺旋形线条互抱互缠,类似阴阳合抱太极图的图案。天水市清水县永清镇出土的一件画有双龙古太极图的彩陶壶(现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尤其珍贵,壶上两组螺旋形线条上下互抱,中间绘有两相对的鱼眼与现代流传的太极图案极其相似,经碳14测定,结合其他手段校正,断定其时代在6500年前。《文物》2007年第三期刊登张志华、梁长海、张体鸽先生合写的文章《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发现刻符陶纺轮》云:“2006年5月,淮阳县委县政府配合举办太昊陵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启动仪式暨中华伏羲文化论坛,前往平粮台考察,在古遗址东北处的断崖下,采集到一件半圆形黑衣陶纺轮”。此纺轮直径4.7、孔径0.5、厚1.1厘米。其上一面有阴刻符号,经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辨识,认为框线中的符号可以理解为八卦中的(离卦),并认为在平粮台发现与八卦有关的文字,确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当地是画卦的伏羲的都城太皞之墟。这件黑衣陶纺轮应为龙山文化器物。也就意味着在4500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发明了八卦,为中华文化大厦奠定了基础。

    伏羲太极图所表达的阴阳意境 人类早期的思维是关于自然的思维,思维科学的发展则是伴随着人类的成长逐渐发展的。从逻辑思维和现代科学思维的角度讲,原始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思维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并大量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形象建立概念,建构其理论体系。思维的水平决定了原始先民不可能超越现实存在而创造发明,类比思维是早期人类思维的重要形式。阴阳观念在远古的史前时代能够产生,正是类比思维的结果。“原始阴阳”思想是在原始社会产生的。中国早期先民在其采集狩猎的生活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观人类生之于男女,动物生之于雌雄,万物生之于天地,于是便产生了两性生物的意识,万物的产生都是同类相异两性力量的亲合所生,并由此而出现了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殖崇拜,这就是“原始的阴阳观”。

    伏羲易思想是中医阴阳学说及天人合一整体观的滥觞 阴阳观是伏羲易思想的核心,是古人认识自然界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基础,伏羲阴阳太极图是中华文明与文化的源头。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中医学完全体现了中国古人特有的、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其阴阳学说及其理论的产生肇启于伏羲阴阳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关于阴阳的概念是对天地、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认识,与伏羲仰观俯察,一画开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阴阳观也是一脉相承的,共同体现了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基础。《易·系辞下》关于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确定的易思想,把人类自身置于天地之间,人与自然处于不可分离的状态,所有的“卦象”也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因此便有“三级”(三才)之道而成卦。这种中国所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由此而确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中医学正是以“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为基础,以此作为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来建构中医理论体系并指导中医临床,并由此而奠定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如《素问·咳论》云:“人与天地相参。”《灵枢·逆顺肥瘦》云:“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以及《黄帝内经》中关于“法天则地”“和于阴阳”“顺四时而适寒温”等相关养生和治疗原则,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在中医学的体现。

【河图、洛书与中医五行学说】

    河图洛书的产生 现代史学家通常把中国古文化的早期称为河洛文化,意指以黄河和洛河流域为中心发展的文明文化,而河洛文化的本源则来自河图与洛书。河图、洛书不仅是中国古文化的起点,而且是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产生的源头,同时还是古人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感性认识的归纳与总结,更是中医五行学说的源头。

    河图与洛书之说最早见于《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其后《管子·小匡》中有“昔人之受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论语·子罕》中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易·系辞上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但未说明出自何时,圣人为谁。唐初孔颖达及近代易学家尚秉和先生皆曾引《礼纬·含文嘉》所载:“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乃则以作《易》。”因而认为河图洛书皆出自伏羲时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河图与洛书皆由宋初道士陈抟传出,并由朱熹刊载于所撰《周易本义》卷首。

    1977年在安徽省阜阳市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中出土了一件太乙九宫盘,在小圆盘上刻有一对九、三对七、二对八、四对六、五居中的图形,与陈抟传出的“洛书”完全一致。盘外所刻的八节名称“冬至、立夏……立冬”正是伏羲先天太极图中阴阳消长变化的八个交接点。

    河图反映了五行生成与五行相生 《尚书·洪范》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可见五行之说早于商代。宋初道士陈抟认为五行产生于河图。古人对河图衍生五行的文字表述是:“一变生水、六化成之;二化生火、七变成之;三变生木、八化成之;四化生金、九变成之;五变生土、十化成之”。“阳以变生,阴以化合,阴阳交合,万物成焉”。可见《尚书·洪范》记载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个数字与河图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的五个数字是相吻合的。

    河图不仅描述了五行的生成,而且反映了五行间的相生关系。河图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即为五行相生,即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洛书反映了五行相克 河图按“天道左旋”即顺时旋转,反映的是五行相生。洛书按“地道右旋”即逆时针方向旋转,反映的是五行相克。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白虎通义·五行》中说:“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众胜寡,故水胜火也。精胜坚,故火胜金。刚胜柔,故金胜木。专胜散,故木胜土。实胜虚,故土胜水也”。五行相克是古人对自然界及日常生活世界的感性认识与以象类物的经验总结,虽然其中存有较多的联想成分,但明显具有事物本质特征的关联,既有丰富的想象力,又有较强的逻辑性,且始终紧扣着事物间内在的本质联系。

【伏羲象思维对中医药基础理论形成的影响】

    伏羲及其后代,包括袭着伏羲名号的远古先民创立的阴阳太极图、河图与洛书不仅是中华文明与文化的起点,而且是中国哲学与思维的源头;他建构了中国古人所特有的、不同于西方的认知与思维方法。这些思维方法包括象数思维、整体思维、直觉思维、变易思维等。其中象思维是独具特色的思维方法,它不仅具有人类早期思维的特征,而且更多的具有人类思维的共性特征。

    《周易·系辞上传》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云:“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首先是指客观事物表现于外的现象、形象;它既有感性成分,又有理性成分。根据“象”的不同抽象程度,大致可把象及其思维分为形象思维、抽象思维、意象思维三个层次。而且这三个层次紧密联系,逐层递进,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象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母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其他特性都是由这个象的性质所决定。中医学中的藏象、脉象、舌象、证象、诊法、药象等无不与象思维密切相关;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伏羲画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天枉焉。”因此,象思维也是中医思维的核心,是中医药理论形成的源头,贯穿于中医理论形成的始终。

    脏腑之象 脏腑之象即藏象,是关于人体脏腑功能的学说。是在“天人合一”整体观的指导下,仅仅粗略地界定了五脏六腑的实体属性,运用形象思维、比象思维,把主要精力放在脏腑功能及其互相关系的观察和研究上,通过现之于外的象来把握藏之于内的脏,即“执其功见其形”“视其外应,以知内脏”(《灵枢·本脏》)。《素问·六节藏象论》对肝的描述:“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东方色青,入通于肝,开窍于目……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由此可看出,这里的肝已经不是解剖学中具有一定形态结构之肝,而是一系列相关人体生命活动的象,通过比类方法,即“从其类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将人体五脏功能系统与天的方位、季节、气候……在地的五谷、五味、五畜相匹配,通过五中实体的相互滋生、制约之象来类推各脏腑的特征及其功能联系。在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五大功能系统的时空合一基础上构建了中医藏象学说,从而更好地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疾病的关系。

    诊法之象 中医对疾病的诊断主要是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之法,通过对人体的神态、气息、声音、主诉、舌象、脉象及生活习惯、环境等表象、形象多维度地揣测内脏生理和病理信息,以经络为信息通道对这些信息进行互校“合参”,从而获取具有一定时空性的整体、综合的象,即“证象”。如《黄帝内经·素问》言:“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

    在四诊中,最经典的莫过于望诊与脉诊了。望诊是医者长期以来对人体外在表现的领悟,即对象的慧然顿悟。如《灵枢·五色》曰:“沉浊为内、浮泽为外、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必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

    中药药性之象 中药的四气即温、热、寒、凉,五味即苦、酸、甘、辛、咸。中药来源于天然植物、动物、矿物,皆具有生生之气,这种生生之气与人的生生之气一样秉受于自然,感天地之气而成。伏羲“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将人置身于天地之间,达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目的。这种观察方法启发了远古先民对动物药(“鸟兽”)、矿物药(“地之宜”)、植物药(“诸物”)的认识,隐喻着伏羲“味百药”的原创过程。四气五味中的每一项本意都是远古先民对温度和味道的感觉。但如何把对药物的直觉体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中国古人在对药性认识的演绎过程中,以象为媒介,借助象思维,抽象于天之四时、地之五行之象,完成一个认识过程,从而在演绎理论中得出一个中国式的完整的综合的药象,此即药类法象……风升生、热浮长、湿成化、燥降收、寒收藏五象。此象为气运之象、自然之象。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云:“其寒热温凉者,生乎天,酸苦辛咸甘淡六味者成乎地。”《汤液本草·用药法象》亦云:“温凉寒热,四气是也,皆象于天。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取四时属性之象,归纳中药所具有的属性,成为中药的性象。味与气是相对而言的,《黄帝内经》已把味的理论同阴阳、五行理论、天人合一观、经络藏象等理论结合起来。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论述的“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咸”;以及“酸生肝、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咸生肾”等理论,将五味、五行、五脏互相联系,说明五味的性象。再如“诸花独升”,取药花为上升之意,“诸子独降”,取子为下沉之意。茯苓皮、姜皮、大腹皮治皮之水肿;续断、骨碎补疗筋骨损伤;伸筋草舒筋通络;桂心温心气,莲子心清心火等皆因其形态、生长趋势、生长环境的物态之象而推断其功效的本原,是比象思维中“以类相从,同气相求”的“天人共通”规律的完美体现。

    以伏羲为代表的远古先民,一画开天,所创立的阴阳太极八卦图、河图、洛书,肇启人类文明之元,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源、科学之源、哲学之源、思维之源;他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构建的“天地人三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的易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医药理论的方方面面。其阴阳太极图所表达的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是中医阴阳学说的源头。而河图、洛书所表达的天地万物生成、相生、相克的五运思想,是中医五行学说的源头。“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所确立的象思维,是中医学思维的源头。中医学以象为媒介、以象为工具,未从解剖分析入手分析人体的结构、成分,而是以极其简单的解剖为基础,构造出了以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为内容的藏象学说;同时运用形象思维、比象思维、意象思维,在“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指导下,构建起了中医六淫学说、四诊理论、药性学说等。中医辨病辨证论治的实质就是观象、别象、类象的过程。伏羲天人合一的易思想以及象思维,不仅指导着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构建,而且对中医药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